專用詞匯

我的童年是在霹靂州一個以講廣東話為主的美羅小鎮度過的。小學生涯裡，除非和老師交談，幾乎不曾用過華語。中學時代則生活在森美蘭州首府芙蓉，依舊是一個廣東話主導的城鎮。

從北到南，兩個落腳點，雖然應用同一種方言，然而地域差距，卻產生特殊的地方專用詞匯。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兩地華裔對幣值的稱呼：10仙在近打河流域(Kinta Valley)被稱為“1錢”，而中南馬叫“1角”；15仙前者稱“15鐳”，後者叫“角半”。

食物方面，怡保地區的“大舊面”和“沙河粉”來到森州卻分別變成“煎醲包”和“粿條”。這就是我在青蔥歲月成長過程中對語言多元性的最初體驗。


進入國民大學(UKM)深造後，認識來自全馬不同籍貫的朋友，對大馬華裔地方語言現象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我可以從同學的華語口音中捉摸及領略到方言和馬來語在不同程度上對當地中文的影響。

這種不具規範、文化差異自然交匯發展出來的獨特應用語言，早已融會貫通的混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交談當中，若不點破，毫不察覺。

“一個球”還是“一粒球”、“一個雞蛋”抑或“一粒雞蛋”？大馬政府華文小學的教科書曾經因為根據中國語言規範，引起了頗大的爭議與回響。用“粒”來形容凡是圓形的物品，是我們從小到大“說”和“寫”都覺得理所當然的數量詞。我是在香港朋友的提示下才意會過來。當時我曾略為揣摩了一下，想必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華裔會採用“粒”數量詞，乃是多年來在潛移默化下吸納了馬來文“biji”的語法。

語言與地方文化有著相互影響和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在本土化的演變過程中，到底我們該規範的是語還是文？

民間廣泛採用的“羅惹”(rojak)式語言如何能夠在學術和媒體的正統文字應用上取得平衡？而語言如何在不失統一的情況下，也保有多元化色彩？值得我們的教育及語言研究工作者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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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本人作品，原刊於2003年12月4日的《星洲日報》〈不同凡想〉專欄。